“三社”即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供销社、信用社（农商行），它们是服务“三农”、助力新农村建设的三大主体。生产、供销、信用“三位一体”综合改革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部署和推动的重大改革举措。我市“三社”融合发展工作是中央推动“三位一体”改革在重庆的延续和深化，市委、市政府将“三社”融合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深化农业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举措。2018年2月，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全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动员会上指出，推进供销合作社、信用社、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“三社”完善功能、相互支持、融合发展，以“三社”促“三农”。2018年11月，重庆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定出台《关于推进“三社”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渝委办发〔2018〕67号。2019年，重庆市委一号文件《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切实做好“三农”工作的实施意见》提出，扎实推动‘三社’融合发展”作为深入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。2019年2月，重庆召开“三社”融合发展动员部署大会，标志着全市“三社”融合发展正式起步。2019年在全市选择了360个“三社”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重点打造，2019年—2020年市财政累计安排财政专项资金1.79亿元支持“三社”融合发展。通过近三年的试点示范、培育典型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更加规范、农民组织化程度得到了提升、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逐步增强、与农民利益联结更紧密、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稳步提升。但是基层调研发现，目前“三社”融合发展在推进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。

一、农民合作社自身发展存在一定不足。

1.农民合作社发展不规范。一是“空壳社”“ 挂牌社”较为突出。根据合川区2019年开展农业专业合作社“空壳社”专项清理工作数据显示，全区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725家，清理注销了“空壳社”28家，占4 %，年末农民合作社总数为697家。有的既是农业公司，又是农民合作社，存在“挂牌社”212家（其中：分社75家），占30%；正常经营的农民合作社占70%。二是内部管理不规范。“三会”制度落实不够好，财务制度不够健全，内部控制不够完善。

2. 农民合作社示范引领作用发挥不够。2020年全区有759家农民合作社，其中：市级示范社39家，区级37家，国家级示范社6家。

3. 农民合作社资产不具有合法性。农村土地上形成的固定资产权属合法性没有得到认可，导致无法形成有效抵押物。

4. 农民合作社产品品牌建设不够。

二、基层供销社服务能力不强。

一是基层职能不明确。中发[2015]11号指出，供销合作社是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，是党和政府做好“三农”工作的重要载体，而实际是镇街农业服务中心无供销工作的职能职责。二是“两社”融合不紧密，基层供销社与农民合作社关系不够紧密，领办创办农民合作社能力弱，基础不牢不实。刚刚恢复重建的基层供销社“无人、无钱、无阵地”的“三无”现象较为突出。三是业务拓展难度大。基层供销社受经营管理人才匮乏的制约，通过市场手段拓展经营业务的能力弱，参与市场竞争水平不高，意识不强。

三、信用社支持农民合作社融资力度小，融资成本高

一是信用社没有专业对接“三社”融合发展的金融产品，按照传统行业的信贷政策，农民合作社无法提供有效的抵押资产。 二是农民合作社融资占比小，2018年至2020年，合川区各大银行渉农融资2059983.55万元，为农民合作社融资金额分别为2018年950万元，占014%；2019年471万，占0.07%；2020年505万元，占0.07%。

在金融机构支持少的情况下，2015年重庆供销系统开展农村合作金融创新试点工作，通过市供销合作总社的直属企业“农信公司”、“ 交易中心”为农民合作社融资成本往往高于银行融资成本。以合川区供销社开展农村合作金融为农民合作社融资为例，综合利率达10%，合作社财务成本居高不下。

为此建议

一是加大支持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力度。支持区农民合作社服务中心，帮助农民合作社规范财务管理。通过农村电商平台等多种销售渠道，把合作社的农副产品推向大型农贸市场和食品加工企业，增加销售收入，增强合作社实力。为农民合作社在农村土地上的构建筑物进行确权，形成有效抵押物。

二是支持基层供销社增强为农服务能力。在镇街农业服务中心增设供销工作编制，明确供销职能职责。市级层面加大对供销基层组织的政策支持、资金扶持力度，尤其是在实施渉农项目、承担政府购买服务、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予以实质性的政策支持，增强基层供销社服务“三农”的经济实力和服务能力。供销系统加大专业人才引进力度，尤其是经营管理方面人才。

三是信用社要加大创新力度，破解合作社融资难题。信用社尽快出台对接“三社”融合发展的金融产品，探索“级差授信”模式，适度降低农民合作社融资门槛。在用地等相关政策制定上，破解农民合作社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资产抵押融资的问题。对经营状况良好，带动效应较强，发展前景较好的农民合作社，引导担保、保险参与“三社”融合发展，建立农民合作社融资风险分担机制。